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是否应当包括残疾(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争议比较大法院审理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普遍存在,故笔者对此梳理归纳并抒己见,以飨读者。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是否包括“残疾(死亡)赔偿金”

针对该问题有人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刑诉解释》应该区分一般型刑事犯罪和交通肇事型犯罪等视情形而定。

(1)一般型刑事犯罪

对一般型刑事犯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刑诉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之规定,曾经司法实践中认为残疾(死亡)赔偿金系精神损失,不属于物质损失,或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物质损失”系直接物质损失,将残疾(死亡)赔偿金认为间接物质损失,故而作为不支持残疾(死亡)赔偿金的基本理由。例如:最高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议案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法办﹝2011﹞159号】中提到:“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我院的倾向性意见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只应赔偿直接物质损失,即按照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赔偿,一般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但经过调解,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更大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调解不成,被告人确实不具备赔偿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坚持在物质损失赔偿之外要求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却有困难的被害人,给予必要的国家救助。”此外,江苏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通知【苏高法[2013]927号】中亦明确载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以判决、裁定方式结案的只能支持赔偿物质损失,原则上不得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赔偿范围等等故实践中针对一般型刑事犯罪不予支持残疾(死亡)赔偿金的似乎为主流观点。

笔者认为,一般型刑事犯罪也应当能够获赔“残疾(死亡)赔偿金”,理由如下:

①残疾(死亡)赔偿金性质应属于物质损失,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九条中列明“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等形式,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施行,奠定了残疾(死亡)赔偿金的属性是物质性损失赔偿的法律地位,残疾(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人可能获得的收入进行的赔偿,故属于物质性质损失,无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法律依据上均应能够得到支撑。

②最高人民法院第2019年3期刊登的公报案例【尹瑞军与颜礼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中明确:“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身体伤害,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的,关于残疾赔偿金是否属于物质损失范畴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残疾的,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必然受到影响,导致劳动能力下降,造成生活成本增加,进而相的减少物质收入,故残疾赔偿金应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应予赔偿”。为了加强同案同判,按照最高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最高院发部的典型案例具有参考价值,故今后司法实践中对于构成刑事犯罪情形下应当考虑支持残疾(死亡)赔偿金。

(2)交通肇事型犯罪

在肇事方构成交通肇事罪情形下,仍需要承担残疾(死亡)赔偿金,因为《刑诉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有明确的特别规定,这点在实践中没有争议。如图下分析,一目了然。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范围问题的答复》【法研[2014]30号】中亦有明确答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无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是否投保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均可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赔偿范围是否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争议比是否包括残疾(死亡)赔偿金的争议略为更大。

(1)一般型刑事犯罪

诚如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构成一般性刑事犯罪的赔偿范围中虽然应当包括残疾(死亡)赔偿金,但一般情况下不应含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刑诉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明确排除了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确系不属于物质损失,在没有法律、司法解释进一步变动和突破的情况下,在一般型刑事犯罪中不支持受害方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是有法可依的。最高人民法院第2019年3期刊登的公报案例【尹瑞军与颜礼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中亦没有支持受害方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亦有此意。

但是否意味着一般型刑事犯罪中受害方均无法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呢?笔者认为,应该考虑是否存在共同侵权或者替代责任等类型。若存在多个民事责任人的情况下,其中部分人构成刑事责任的,那么其他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责任。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其他民事责任人承担后是否可以追偿,假如又向刑事责任人追偿,等于变相承认刑事责任人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比例原则的适用,其他民事责任人仅承担自身应该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比例,这样既考虑了受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获赔请求又未突破现有法律规定。

(2)交通肇事型犯罪

虽然实践中对肇事方构成交通肇事罪仍需要承担残疾(死亡)赔偿金没有争议,但是是否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争议颇大,例如江苏高院(2014)苏审三民申字第01236号、(2016)苏民再375号和(2017)苏民申464号等案件中予以支持,但在(2018)苏民申1370号、(2019)苏民申2027号和(2019)苏民申3392号等案件中均予以否认,给司法实践中同类不同判的现象带来了巨大考验。

笔者认为,在构成交通肇事型犯罪情形下,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有法可依的。《刑诉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虽然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刑诉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对此亦有特别规定,特别条款应当优于一般条款适用;而且如上图所示,《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载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即涵概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仅仅依《刑诉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否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笔者认为依据是不充分的。

另外,笔者亦认为,《刑诉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犯罪,不仅包括交通肇事罪,亦涵盖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罪等与驾驶机动车相密切的犯罪。

综上,笔者认为,无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亦或者单独民事诉讼,对于一般型刑事犯罪而言,残疾(死亡)赔偿金应得到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视情况而定。对于交通肇事型犯罪而言,残疾(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均应得到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