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的时候,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是她们的考古队到达了珠峰保护区的合照。

这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组成的队伍,将要上到海拔 4700 米以上的阿里地区的高山,冒着严寒、高反进行考察。

我不了解具体的科考细节,只是注意到不到十个人的队伍合影中,除了随队老师和一位稍年长的师兄之外,一水儿的小姐姐。

妈妈在旁边感慨:看来未来的考古领域,要变成娘子军的天下了呢。

因为最近在看波伏瓦的《第二性》,兼之“娘子军”这个称呼, 还是触及了心底一些敏感点。虽然并不完全精确,但娘子军一类的词, 还是可以让人联想到“女司机”、“女博士”等煽动性的词汇。

附加的性别定语,使得词语本身本源性地成了男性专属,男性的博士、司机属于正常范围,无需强调性别,而女性属于例外,因而逃避不了被异化的命运。

再延伸一下,在漫长的语言发展史中,掌握话语权的一类人使得女性成为了客体、成为了他者,成为了被定义者。

在英语里面也有这类现象。

比如male 和female,man 和woman。man 到如今还是可以指代人类,但woman 限于女性本身。

一种具有内在性的、被分离的客体。

就像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上帝看到亚当孤单, 于是使其沉睡之后从他身上取下了一条肋骨,并用这条肋骨造成了另一个人。亚当见到这个人,对她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你是从男人身上来的。

由此可见,掌握话语权,掌握制造词语、定义词义的力量,某种程度上也是把持住了真理的大门。

在通向性别平等的道路上,令很多女性同胞们困惑的,正是天生笼罩在她们身上的一层束缚,一层无形的枷锁。

这个枷锁可被定义为母职、妻职、女职。

因为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讴歌伟大的母亲、忠诚的妻子、孝顺的女儿,在脱离这三个身份的领域,值得赞美的出色女性却寥寥无几。

木兰从军杀敌,人们更看重赞叹的是她替父出征的孝心;

妇好英勇无匹,但在提到她时还是万难抹去她作为妻子对于商王武丁的贤内助之功。

近现代平权意识的崛起,逐渐让我们意识到,脱离家庭的身份,以一个独立的人站立在这个社会的女性价值。然而,若说我们完全摆脱了固有的“第二性”思维,这显然不真实。

比如“真正的女权”这个形容,在多方场合见于一些男同胞之口。与之相对的被称为“中华田园女权”,按他们的话来说,这是用来讽刺一些借着宣扬女权为名实际却拜金低俗、为自己寻求特权的女人。

我无意去争论是否真的有所谓田园女权与真正女权区别,但这一场争论,也的的确确显现了在争端双方对于定义词语权力的争夺。“

“女权”的内核本质是平权,要求性别平等、机会平等。

由于现阶段女性的相对弱势,因而强调女性权利,但这种权利并非一种特权。就像黑人运动中他们打出口号“Black Lives Matter”,难道白人的性命就不重要吗?

但是在一个种族对立的国度里,黑人的性命更容易受到来自执法机构的暴力侵袭,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弱势一方,不意味着对另一方基本权利的剥夺。

在所谓“真正的女权”定义中,女人只有表现出坚强、独立、聪慧并同时取得一定的成就地位才能被男人们称赞一句:看啊,这才是真正的女权!

他们赞美的是强大本身,换言之,是权力而并非权利。

权利是平和的,是一种自由、一种资格,基本人权,更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具备的,它可以展现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与后天的一切无关,卓越伟大与蝇营狗苟共存,贞洁烈女和所谓淫娃荡妇同等。

因为女权的本质即为人权。

我不认为自身有定义幸福的权力。

就像波伏瓦说的,很难断定一个女选民和一个家庭主妇谁更幸福,但毫无疑问,

如果一名女性被剥夺了选择的自由,她剩下的选项只有成为一名主妇,那么再强行定义这是一种她心甘情愿的与生而来的幸福,是统治者邪恶的傲慢。

再开明一些的人会讲:性别对立的实质是阶级的矛盾。他们引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理论,将男女解释为不同的阶级,女性由于生产力相较于男性低下,因而受到剥削。

且不说这种类比是否准确,阶级矛盾就像一只筐,近年来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往里面倒腾。种族、性别、性向、政治立场,他们深沉地讲一句:这个问题,说到底是阶级的对立似乎就能解答一切。

这不能说服我,这是以更宏大的话题抹杀个人的悲喜,在承认人本质卑鄙的同时掩盖起个体的卑劣,那样所有的恶行就可以藏在全人类的身后招摇过市。

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在于,我们终究将目光投向了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不再是统计数据里一个小小的数字。

所有被贩卖的妇女儿童的啼哭,刚出生即被溺毙女婴的不幸、被家暴甚至分尸的妻子的眼泪,是整个时代所必须直面的真实。

因此,在概念上、在本源上扭转将女性排除在“人”以外,给予性别平等更深刻的解构,未尝不是是我们走通这条路的另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