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日下午4点过,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王家河村,50岁魏小院在逃避警方抓赌时坠崖身亡。坠落当下他并没有死,曾拨打朋友的电话求救;3小时后,他被警方救起,送医不治身亡。魏某家属表示,“我爸赌博是违法的,但是错不至死吧?”

评论本案前,有必要参考类似案件。

2017年9月13日凌晨1时,三亚市崖州分局组织警务人员对某商务酒店内贩毒嫌疑人进行抓捕。在抓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陈某为逃避抓捕,从三楼外平台坠落到楼底地面身亡。

死者家属申请国家赔偿,警方决定不予赔偿,家属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人民警察采取口头制止的强制手段,该手段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规定。由于死者陈某未听从公安民警的口头制止,而是为了逃避处置,自行穿过阳台北侧窗户外防盗网,导致其从三楼外平台坠落到楼底地面,造成颅脑损伤后当场死亡。因人民警察采取口头制止的强制手段与陈某的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其死亡后果系其自己的行为所致,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做出决定的依据是本案人民警察采取口头制止强制手段符合《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规定,这符合坐在办公室审理案件的作风。笔者浏览一遍《规程》后认为,公安部制定该规程的目的是规范公安机关抓捕过程,防止出现不必要的伤害,但抓捕过程不是纸上谈兵,特别是社会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如若照本宣科的按照该《规程》约束公安民警办案,反而束手束脚,甚至会对民警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在认定公安民警处置方式是否有过错时,除了客观事实外,还得参照办理正当防卫案件的思考模式,站在公安民警主观角度考虑,不能要求公安民警做圣人,边回忆《规程》相应情形处理规定边思考下一步举动。

稍作对比,陕西的案件的案件就很容易判断了。《规程》规定,现场处置过程中出现人员伤亡的,公安民警应当按照本规程第七章的规定报告情况,并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救治受伤人员,保护现场。

公安机关有及时救治伤员的义务,前提是明确知晓有人员受伤——本案死者家属对“警方当时没有发现有人坠崖”的说法提出质疑,认定公安机关只顾着抓捕犯人,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救人。就本案而言,从事发现场地图看,即便有警员明知魏某坠下山崖,警员的主观心态也只可能是两种,一是 “跑了一个”;二是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死了,这还不死?不应苛责警员查看“尸体”状况。

明知有人员受伤情况下,抓捕优先还是救人优先?《规程》没有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办案人员即可自由掌握,不管做何选择都不违反法律规定——推测《规程》制定过程中有过类似考虑,但不管如何规定实践中都会引发争议,故而选择不予规定。虽《规程》无明确规定,但从《规程》其他规定以及实践操作,基本可得出抓捕与救人先后顺序:抓人——抓捕结束后现场救治伤员——将未受伤人员送往派出所/公安局;将伤员送往医院。

上述两案件可类推捉奸现场:

捉奸过程中,被捉方为逃避“捉奸在床”,翻越围墙或翻越窗户过程中坠亡,捉奸方没有过错,不承担刑事与民事责任。从本案亦可推出,没有过错限定于没有肢体冲突、暴力行为,如若捉奸方对被捉方暴力相向,被捉方忍受不了挨打,试图从窗户逃脱,在逃脱过程中坠亡,捉奸方具有过错,视情形承担相应责任。